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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他信派系的成功再難復制

  雖然3月24日的暴風雨看起來更像是一場所有參數經過精確計算、大致知曉結果的“人工降雨”,但不到最后一刻投票,仍無人可以預料最終結局。

作者:常翔 泰國國家研究院泰中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3-27
  “泰國的新的一天正在到來,振作我們的內心,讓我們糾正令人失望的過往。”在距離3月24日大選僅剩20天之際,泰國總理巴育發布了自他2014年上臺以來的第八首歌曲《新的一天》,試圖爭取更多民眾支持。這次大選,共有44個政黨提名68名總理候選人,而巴育也將作為公民力量黨的候選人角逐總理寶座。
  保守派陣營在4年多完全執政的時間里,積累了大量的政治資源,并利用2017年憲法及其附屬法律賦予的權力周密布局,在新政治格局構建中獲得壓倒性的選舉競爭優勢。即便對于普通泰國民眾而言,保守派陣營“十面埋伏”式的布局,也讓新一輪大選有著格外清晰的能見度。部分輿論甚至認為,這場選舉唯一的懸念是,萬一他信陣營“不小心”贏得大選后,保守派是否還會像2014年選舉那樣,最終通過司法力量,判決選舉結果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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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被期待的選舉
  2019年1月24日,泰國政府在霧霾籠罩下的曼谷宣布,新一輪國會下議院大選將在3月24日舉行。面對即將逃脫“軍人政府”統治再次迎接民主曙光的泰國民眾,西方媒體腦補的歡呼雀躍場景并沒有出現,泰國社會在有些沉悶的氣氛中度過了平靜的一天,社會輿論焦點仍然在持續一個多月的霧霾問題上。
  此時,距泰國2014年軍事政變已經過去了整整4年。由于巴育政府對解除“政治集會禁令”的態度仍然曖昧不清,往屆大選前鋪天蓋地的政黨競選廣告牌,在曼谷街頭還是稀罕物。100多個剛剛注冊不久的新政黨,將加入新一輪大選的混戰。除對于少數幾個政治立場鮮明的政黨有認知外,選民對新注冊的政黨普遍缺乏了解,甚至對政黨名稱都感到陌生。
  多年來,泰國政治宿命般的惡性循環,讓泰國社會對長期政治斗爭感到空前厭倦。選舉無用論認為,軍人精英集團實際控制著泰國政治;軍事政變頻發,選舉產生的文人政府無力改變這一現狀。
  泰國自1932年民主革命以來,軍人集團長期執政,并通過頻繁的軍事政變把持和控制文人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平民階級受教育程度大幅上升,再加上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推動,使得民主思想在泰國逐漸深入人心。
  1973年“10月14日事件”和1992年“5月事件”民主運動的爆發,最終促使軍政府退出歷史舞臺。但軍人集團仍然覬覦政權,經常以“拯救者”姿態發動軍事政變,成立“過渡期政府”執掌政權。他信政府和英拉政府憑借廣泛的民意基礎,試圖以推動國家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式,降低保守派陣營對政府的影響力,但最終都遭遇軍事政變而以失敗告終。
  在軍人集團的長期干涉及影響下,泰國民主制度缺乏良好的法律保障,政黨也因此缺乏黨組織建設和底層民意支持。文人政府在面對街頭政治運動沖擊和軍事政變暴力奪權時,往往手足無措,不得不以黯然下臺告終。2014年英拉政府在下議院占據大多數席位,民主黨無力在國會中與為泰黨較量,因此支持“人民民主改革委員會”發動街頭示威集會,并請求軍人集團進行調停和“維持社會穩定”,最終導致當年爆發軍事政變。
  文人政府的脆弱,讓民眾逐漸對選舉喪失信心。許多人趨向于認為,無論選舉結果倒向他信陣營或保守派陣營,軍人集團都有能力輕易發動政變。1932年以來,泰國記錄在案的政變已經有19次。2014年的軍事政變,無疑進一步加劇了這一觀感。
  選舉無用論導致泰國社會對文人政府執政失去信心,認為文人政府無力解決“政治惡性循環”,難以帶領泰國走出經濟發展遲緩、社會矛盾激化的困局;同時,由于擔憂選舉后新一輪的街頭運動將引發暴力,以及反復政變造成泰國社會人格中的斯德哥爾摩效應,民眾對即將到來的3月24日大選,總體期待程度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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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客集團被污名化
  政客無用論則認為,政客集團通過制造社會對立和民粹政策獲取利益,是造成政治動蕩和貪污腐敗的主要原因。他們不斷拋出就算沒有政客集團,公務員體系依然可以維持國家運轉的觀點。
  他信陣營是以新興商業精英為代表的改革派,主張以推動泰國社會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生產資料的自由流動,通過經濟增長推動國家發展。2001年,泰國在他信政府大力發展經濟的政策指導下,迅速走出金融危機影響。英拉政府也通過“大米典押政策”“30銖醫療政策”“最低日薪300銖政策”等民粹政策,獲得底層農民的廣泛支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民粹政策的危害也逐漸顯現:政策性貪腐上升,政府財政赤字大幅增加,城市中產階級與農民階級對立加劇。
  民主黨以泰國國民人均負債暴增、破壞產業平衡發展和引發資本外逃為切入點,攻擊英拉政府的民粹政策,獲得泰國中產階級認同。同時,泰國農民也逐漸看清手握大量土地的地方政治家族才是“大米典押政策”的真正獲益者,因此爆發2014年2月的示威集會活動,要求英拉政府盡快撥付大米典押欠款。
  泰國社會將民粹政策帶來的惡果歸咎于政客集團,認為民粹政策本質上都是政客集團政策性貪腐的工具。2014年反對英拉政府的街頭示威活動中,“人民民主改革委員會”提出反對“他信體制”的概念,并將“他信體制”歸結成政策性貪腐的“始作俑者”。
  軍人集團在2014年5月22日政變后,進一步引導輿論將政客集團與貪污腐敗關聯,提出公務員才是領導國家發展的關鍵。軍人集團同時利用泰國社會對政客集團的厭惡情緒,成立國家立法議會和國家改革委員會替代國會職能,并禁止3年內擔任政治職務的政客在其中擔任職務,以此將政客集團徹底排除在新政治體系外。
  泰國的保守派陣營,由政商集團、地方政治家族、城市中產階級和軍人共同組成。他們仍然主張在農村保持自然經濟和原社會結構,維護原有的庇護制網絡體系和政治話語權,以確保社會穩定發展。隨著大選日期的確定,保守派陣營和他信陣營的政黨選戰布局,開始浮出水面。
  保守派陣營的策略是,憑借一個現政府背景的新建政黨作為主導,以“44條特權”和選舉有優勢作為籌碼,與一個有穩定票源的大中型政黨組合,再吸引多個擁有下議院席位的小型政黨合作,共同組成新的執政聯盟。目前來看,保守派陣營是由公民力量黨(Palang Pracharath Party)為主導,民主黨為主力,以及一批與軍人集團達成交易但仍在潛水的小型政黨共同組成。
  他信陣營經歷泰愛泰黨、人民力量黨被解散事件后,為防止保守派在選舉后發動“司法政變”解散為泰黨,因此成立衛泰國黨(Thai Save the Nation Party)、為公黨(Phuea Tham Party)等作為備用政黨。他信陣營在2019年選舉中的策略,仍然是以推動國家經濟發展為主,通過民粹政策吸引人口數量眾多的東北部和北部地區選民,最終通過選票數量的優勢,獲得盡可能多的政黨名單制下的議員席位。
  第三陣營則是由泰自豪黨(Bhumjaithai Party)、新希望黨(New Aspiration Party)等中小型政黨組成的“騎墻派”。這些政黨并不具備獨立組閣的能力,但憑借在選區的長期經營,擁有固定數量的下議院席位。它們可以在總理選舉中扮演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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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面埋伏的對決
  2014年軍事政變后,軍人集團成立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國家維持和平秩序委員會”(以下簡稱“維和會”),并通過2014年臨時憲法和2017年憲法及其附屬法律,建立起一套新政治游戲規則。在新的秩序中,保守派擁有執政優勢和憲法特權,并利用2017年憲法壓縮大型政黨生存空間,消除其選舉優勢。
  首先,保守派陣營全面執政,并擁有憲法賦予的最高特權。2014年8月21日,由“維和會”任命的國家立法議會舉行總理選舉,最終選舉“維和會”主席巴育擔任泰國總理。同時,2014年臨時憲法第44條賦予“維和會”主席頒布最高命令的權力,也被稱為“44條特權”。“44條特權”不僅是最高行政命令,而且可以直接干預立法和司法權。
  2017年憲法頒布后,“維和會”主席的“44條特權”被完整保留。根據2017年憲法規定,“維和會”任期為“直到根據2017年憲法舉行的第一次大選后新內閣成立,由新內閣行使其職能”。這意味著,即便是在大選正式結果公布后,甚至是內閣成員獲得國王正式任命前,巴育仍然擁有廢除選舉結果的權力。“44條特權”也成為保守派陣營在選舉中的殺手锏。
  其次,大型政黨生存空間遭到擠壓,政客集團在國會的權力大幅縮水。2017年4月6日頒布的政黨法,對政黨的黨組織建設、黨員登記和黨內活動進行嚴格規定,并強化對違規政黨的懲罰力度,將解散政黨的權力下放至中央選舉委員會,導致原有大型政黨規模縮水,政黨穩定性也嚴重下降。
  同時,2014年政變后“維和會”以最高命令宣布泰國全面戒嚴,禁止民眾進行任何5人以上的政治集會,導致泰國政黨的政治活動停息。原有政黨度過艱難的4年“冷凍期”后,在缺乏財務支持和公開政治活動的情況下,政治影響力大幅下降。加上巴育政府及軍方對解除政治集會禁令仍保持曖昧,除少數保守派陣營背景的政黨外,大部分政黨實際上是“被綁著手腳”參加選舉。
  最后,保守派通過2017年憲法及其附屬法律,改變原有的國會下議員選舉和總理選舉規則,使新規則向保守派陣營傾斜。國會下議員選舉制度方面,采取單一選票的方式,通過控制政黨名單制選舉下的議員席位數量,限制大型政黨的區域優勢,從而削減為泰黨、民主黨等原有大型政黨的席位數量,為公民力量黨等親軍人集團的政黨爭奪席位,創造了機會。
  2017年憲法規定,總理選舉由250名上議員和500名下議員共同投票選舉,其中250名上議員全部由“維和會”最終任命。這也意味著即便還沒有開始大選,保守派陣營已經手握總理選舉中將近250張選票。
  同時,憲法首次允許政黨在總理選舉中提名非下議員身份的總理候選人,這一候選人也被稱為“非民選總理”。“非民選總理”的設置,嚴重削弱政黨在代議制民主體系中的作用,讓缺乏民意支持的保守派陣營高層,可以跳過下議員選舉,直接參與總理選舉。
  以上諸多措施,讓保守派在這場三方逐鹿的選戰中已經占據絕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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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能有什么懸念?
  目前看來,除非“維和會”任命的上議員臨陣倒戈,保守派實際只需要在下議院500個席位中獲得超過125個席位,就能夠保證成功組閣。而他信陣營要贏得總理選舉,則需要保證在下議院選舉中獲得超過375個席位(占比75%以上),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標。因為即便是在他信陣營創造泰國選舉歷史、獲得獨立組閣權的2011年大選中,為泰黨也僅贏得265個席位。
  2019年2月的民調顯示,巴育的支持率為26%,為泰黨的素拉達為24%,民主黨的阿披實為11.4%;各政黨的支持率則分別為:為泰黨36.5%,公民力量黨22.6%,民主黨15.2%,未來前進黨8.2%。為泰黨和批判軍政府的未來前進黨的支持率加起來,也還未過半數。
  同時,泰國社會對巴育政府總體執政感到認可。泰國國家發展管理學院(NIDA)的民意調查結果也顯示,民眾對巴育擔任總理的支持度仍然較高,使得保守派陣營在3月24日大選中占據較大民意優勢。
  在保守派陣營周密布局下,他信陣營無疑處于十面埋伏的局面。即便是已經進入3月上旬,曼谷街頭除了每次選舉例行公事般的政黨宣傳牌外,也僅有少數幾輛競選宣傳車開過,沒有鋪天蓋地的政治集會、沿街拜票、電視節目里唇槍舌劍的辯論。
  此刻,大選就像是被“紅衫軍”“黃衫軍”們遺忘了般,在每一天里按部就班地臨近。即便他信陣營利用提名皇室成員烏汶叻為總理候選人搞出大新聞,但國王關于“王室成員不得參政”的諭旨很快平息了事件,輿論又變得波瀾不興。
  平靜一直都不是泰國大選的節奏。雖然3月24日的暴風雨看起來更像是一場所有參數經過精確計算、大致知曉結果的“人工降雨”,但不到最后一刻投票,仍無人可以預料最終結局。他信派系依然期待復制2011年英拉勝選的奇跡,但烏汶叻前公主退選、衛泰國黨遭到解散之后,留給他們的機會已經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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