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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破產制度真要來了?

  對于個人來說,個人破產制度不是一個懲罰的概念,更多的是出于保護。

作者:本刊記者 向治霖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3-23
  “我曾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但最近這十年,我做得很差。”
  這是一封信的開頭,寫信的人在一個項目上失敗了,從此欠下三四百萬元的債務,手中卻只有二十幾萬元。“其實我想還他這二十幾萬,但是越還,他越覺得我還有錢,就天天催債。我現在每天東躲西藏。”
  這封信的收件人是李曙光,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主任。他告訴《南風窗》記者,多年間他收到的這樣的信還有很多。
  如今,這一局面有望改變。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多名代表、委員提出提案,“盡快建立個人破產制度”。在此之前,最高法院多次提議完善破產制度。今年2月27日,最高法院發布了《人民法院第五個五年改革綱要(2019-2023)》,表明將“研究推動建立個人破產制度”。
  那名四處躲避追債的企業家在信中告訴李曙光:“如果有個人破產法就好了,我把這二十幾萬元還他,我就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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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部破產法
  現行破產法僅有一部《企業破產法》,也就是說,公司可以破產,但個人不能破產。
  更具體地說,“在破產時,公司法人承擔的是有限責任,而個人承擔著無限責任”。
  某地破產法庭的一名法官告訴《南風窗》記者,如果是審判公司破產,如果這是一家私營企業,在審判之后,事情往往還沒完。因為在經營活動中,銀行和金融機構在辦理貸款時,會要求企業主個人也要承擔連帶責任,“包括提供擔保,甚至要求企業主的配偶、孩子等家人也要承擔連帶責任”。該法官說,這實際上是一種“連坐”式的無限責任。
  這就導致在私營經濟發達的地區,企業主一旦破產將很難“東山再起”,僅僅是舊債一項,便足以透支事主的余生。“溫州皮革廠倒閉了,老板帶著小姨子跑路了”雖是段子,但極具現實意味。
  但是,這一狀況并非無法避免。“個人工商戶的破產,也曾一度寫入破產法草案中。”李曙光告訴《南風窗》記者,他參與了我國破產法的起草、修訂工作。
  2006年,新的《企業破產法》出臺。“商個人”相關的破產條文原本寫在專家稿中,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審、二審稿中都有保留,但最終還是刪去了。當時,李曙光代表專家組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直言,這是“半部破產法”。
  “商個人”,即指個體工商戶、個人獨資企業、小微企業等市場主體。個人破產制度所適用的有三個對象,它是其中之一。
  另外兩個對象是“有固定年收入的中產階級”和“消費者”。前者的債務關系主要是在貸款買房、投資,以及消費方面。后者的債務關系主要是在貸款買房買車,或其他大宗產品的消費上。最常見的“消費者破產”,是信用卡透支后無法償還。
  由于“商個人”破產條文被刪除,針對后兩者的個人破產機制更無從談起,個人破產制度在我國長久缺位,導致了一系列社會問題。
  “在現實中,不管法律有沒有規定,個人的債權關系都會追究到底的。”前述破產法庭的法官說,由此,“連坐”式的無限責任這一風險鏈條中,破產人無法解套,企業主跑路、股市投資者跳樓,這些極端現象就不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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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賴”已然無處遁形
  豁免債務固然緩解了債務人的壓力,但也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債權人的利益如何保障?
  事實上,這也是破產制度在中國難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從2000年至今,“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的呼吁從沒停止,但都被否決。
  對此,相關方面的回應中,常常提到“實施個人破產制度的前提是,國家具有比較完備的個人財產登記制度和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目前我國這方面的制度還不完善”。
  但如今,在李曙光看來,在大數據時代下,個人轉移財產、惡意逃避債務的可操作性,已經大幅降低,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的前提已經初步具備。
  另一方面,推行對“老賴”的懲戒機制也更加便利。對這一點,北京順義區法院執行一庭法官王小麗深有體會。
  王小麗任執行法官近十年,她告訴《南風窗》記者,她剛工作時,調查被執行人(債務人)的財產,全靠執行法官去其戶籍所在地、生活住所調查。這種調查非常依賴申請人(債權人)所提供的線索,核實難度也高。
  而現在,執行法院內部有了一種“利器”:執行查封系統。王小麗介紹,通過這個系統,對被執行人的存款、車輛、不動產、證券、互聯網銀行(支付寶、微信)等財產情況,都可以很輕易地查詢到。
  如此,“個人財產登記制度反而不那么重要了”。王小麗介紹,執行查封系統正在漸漸完善中,往后債務人惡意逃債、欺詐性逃債的空間將很小,公眾對這一問題的擔憂盡可免除。因此,最高法院此時將“研究建立個人破產機制”納入規劃,正當其時。
  何況,個人破產制度缺失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正在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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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難”的形成邏輯
  個人破產制度的缺失,導致了司法裁定,尤其是在民事案件中的執行裁定,出現了“執行難”問題。
  這一連鎖反應的表層邏輯很好理解。因為沒有個人破產制度,債務人只能被納入執行程序,但若在被“窮盡一切措施調查之后”,發現確實是沒有可供執行的財產,這時就叫“執行不能”。
  現行做法是,對“執行不能”的案件,法院以終止本次執行程序(簡稱終本程序)的制度,化解管理難題。
  但這不能化解實際問題,還會使公眾對司法體系產生失望情緒。
  對于處在執行一線的王小麗來說,這種困境的體驗尤為深刻。她告訴《南風窗》記者,執行法官之間常會調侃:“一個走終本程序的案子,可能比一個執行完畢的案子,更辛苦。” 因為走終本程序的案子,要“窮盡一切執行措施,達到規定標準”。但“標準非常嚴格,過程非常辛苦”,王小麗說。要通過“執行查封系統”、法官實地調查和核實申請人提供的線索,此外,在時間上也有限制。一般六個月內,仍然執行不能的,就要走終本程序。
  這還沒完,一旦申請人發現被執行人有了新的財產,可以立即申請恢復執行,不受時效限制。王小麗介紹,她接手了一個案子,是發生在2002年的,被執行人已經去世,但他名下的村中的宅基地即將被處理,宅基地因其產權的集體性而不能被法院執行,不過,如果被執行人的家人成功售出,“應賠給申請人的錢款,我們肯定是會扣的”,即便這件事已經過去了17年。
  同時,在“執行查封系統”內部,也會每半年滾動一次。如果發現被執行人有了財產,也會立刻恢復執行。
  即便如此,王小麗仍然不被很多當事人理解,他們認為沒能執行完畢的生效判決,是因執行法官的怠慢。
  個人破產制度的緊迫性,就在這里顯現。這項制度,并不是簡單地對債務人處以破產,它也起到對于借貸關系中的一個規范作用。當個人也可以破產,借貸者必須更加全面小心地考察債務人,衡量他是否有還款能力。而不是消費貸公司、銀行信用卡部門等在如今的表現,它們往往大舉借貸,一旦收不回來,就推給催收公司等第三方,實行不合規的催收,再次引發社會問題。
  在如今未被規范的借貸市場上,由于個人破產制度的缺失,各類借貸主體泥沙俱下,漠視風險,這才是“執行難”背后的深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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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塊“試金石”
  個人破產制度所要發揮的功效就此明顯:它要保護誠實的債務人,懲戒惡意逃債、欺詐性逃債的債務人,同時倒逼銀行等放貸機構規范自己的借貸行為。
  不過,一個制度能否成功生效,取決于它是否被接受。以《企業破產法》為例,即便早已實施,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它近乎“廢法”。
  關鍵在于破產案件的立案率很低。2000年至2010年間,中國年均立案只有1000件左右,而美國年均立案5萬到8萬件。要知道,中國中小型企業的平均壽命不到3年,每年有百萬家公司陷入倒閉,破產案件的數量與之相比,顯然極不相配。
  同時,在文化環境、消費習慣等“軟件”方面,也有明顯不足。
  “比如,我們能否接受挽救一個破產的人”,前述破產法庭的法官說,對于個人來說,個人破產制度不是一個懲罰的概念,更多的是出于保護。但我們的文化環境“以成敗論英雄”。
  他以美國為例。為了給誠實的債務人以再生的機會,個人破產分了兩種情形:一是重整,債務人選擇幾年的期限,把他所欠的債務打個折扣,在期限之內全部還掉。另一種是清算,即債務人把所有的財產變賣掉,還給債權人,從此兩清,剩下的都不還了。
  對于后者,在破產令解除期限之前,債務人都要過一種低質量的生活。在美國,這個期限是7年。在中國香港,這個期限是5年或6年,分初次破產和再次破產。
  在破產令解除前,當事人的生活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最明顯的是在消費上,當事人被規定以一定的生活費,只保證基本生活,比如鍋碗瓢盆留下,生存需要的收入留下,收入的其他部分都用于還債,直到破產期限結束為止。當事人也會被列入限制高消費名單,情形嚴重者配以“黑名單制度”。
  國外有專業機構對此監督,限制當事人的出行、旅游,以及進入一些高消費場所,比如酒吧、夜總會,和高級酒店等。
  此外,在破產令解除前的這段時間內,當事人還會被剝奪、限制和減少“個人的私權”,比如禁止創業,限制參與經營性活動,不能開公司,不能擔任公共職務。通過對這部分權利的剝奪,作為交換,實現對當事人的“債務豁免”。
  但文化環境并不是主要障礙。李曙光說,從日本、韓國、中國香港等東亞國家和地區中觀察個人破產制度的實施,可以發現只要將制度設計合理、詳細,適應本地實際,推行起來并無大礙。所以,關鍵在于是否有完備的“頂層設計”,和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
  仍以《企業破產法》為例。李曙光介紹,原本在中國并沒有破產概念,但轉入商品經濟時,突然發現“國有企業的虧損很嚴重”,為解決這個問題,經濟學界就提出引進破產制度。為拯救虧損嚴重、但仍有價值的國有企業,2006年新的《企業破產法》實施,又引進“破產重組”制度。
  《企業破產法》并不是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由此產生出一些問題。破產法專家齊勵杰在《破產重整制度的比較研究—英美視野與中國圖景》一書中認為,中國的企業破產重整制度中,不同于英美,在股東組權益和債權人組權益之間,它更傾向于前者。另外,在企業破產司法實踐中,非常依賴“政府-法院聯動機制”。
  這些問題,在即將建立的個人破產制度中也會繼續存在。
  或可說,個人破產制度在推行中是否有效,是中國市場經濟成熟度的一塊“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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