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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反腐風暴

  民企反腐實踐還在摸索階段,但可以肯定的是,反腐敗對于民企來說已經是生死攸關的事情。

作者:本刊記者 曹檸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2-28
  “這損失掉的10億每一分都是純利,我們原本可以用來做公司發展投入和員工福利,卻由于腐敗白白損失掉了。”1月17日,全球民用無人機及航拍技術的領導企業大疆創新內部發布反腐敗公告稱,2018年因內部腐敗問題預計損失超過10億元,正在進行內部反腐整頓,目前已有45人涉嫌腐敗和瀆職被查處。
  大疆的公告就像一顆深水炸彈,但在民企反腐風暴當中,大疆絕非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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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腐風暴撲面而來
  因為民企的腐敗和舞弊較少涉及公共財產,并不會形成公憤,加之每個公司有自己處理內部腐敗的風格,有些案件不被廣為知曉,所以民企反腐一直都沒有受到太多關注。民企內部的貪腐往往被看成別人的“家事”,即使關注,更多地也是出于商業八卦的心態。
  全國人大代表、華峰集團董事局主席尤小平曾批評輿論對民企腐敗的漠視:“當高壓反腐行動已成為現階段的新常態,民營企業內的腐敗行為卻依然被忽視。民眾往往對國企人員的貪腐義憤填膺,但對民企中‘蛀蟲’反應平淡,認為這是民企自家的事。”
  不過,事情正在起變化。近些年,反腐公告已經成了民營企業“新的標配”。2016年底,中紀委主管的《中國紀檢監察報》在頭版登載文章,提出民營企業加入反腐陣營值得贊賞。文章中說,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整飭作風、厲行反腐的同時,一批知名民企也以大刀闊斧的姿態向內部腐敗宣戰,不僅主動清理“門戶”,而且敢于自揭“家丑”。自那之后,“家丑不可外揚”的企業腐敗更加頻繁地被公諸于眾。
  就在2019年元旦期間,雅居樂地產通報,集團海南區域總裁簡毓萍和廣州區域副總裁蔡小鵬因嚴重廉政違紀,均被開除解雇。其中,簡毓萍在2010年至2013年擔任海南區域營銷部負責人期間,多次收受外部人員巨額賄賂,利用職務之便違規圈定優質房源給外部人員轉賣牟利,情節嚴重,已涉嫌刑事犯罪。
  1月9日,滴滴出行公布2018年內部反腐敗、反舞弊事件的相關情況,查處60余起違規事件,共有83人因嚴重違規被解聘,其中8人因涉嫌違反法律法規被移送司法機關。違規事件主要集中在弄虛作假、收受不當利益、侵占和信息安全違規等方面。如果再追溯到2018年12月4日,阿里大文娛集團消息原總裁楊偉東因經濟問題配合警方調查,一股聲勢浩大的民企反腐風暴似乎又撲面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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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購、銷售環節成重災區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刑法研究所副所長彭新林表示,經過統計,在2014年到2017年,民營企業腐敗犯罪中,民企涉及的腐敗犯罪共包括15個罪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單位行賄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和行賄罪。
  根據普華永道發布的《2018中國企業反舞弊聯盟現狀調查》報告,從業務環節來看,銷售和采購環節發生舞弊的概率最高,分別占31%與26%,舞弊者來自銷售與采購部門的比例也是最高的。按性質區分,舞弊案件最高發的類型為收受賄賂,其次為挪用資產,占比均為26%上下。
  京東在2018年8月24日發布的反腐公告中共列出16例已查處的典型案例,其中有11例都涉及利用職務便利,收受供應商好處費、禮品或賄賂,其中絕大部分的職位是采銷經理或供應商運營。對于涉案人,均根據《京東集團反腐敗條例》予以辭退處理,其中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已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
  此次大疆內部的舞弊事件主要也出在供應商對接的環節。據披露,原本意圖是優化流程的管理改革,卻意外暴露出,在供應商引入決策鏈條中的研發、采購、品控人員存在大量腐敗行為。2018年全年,由于供應鏈腐敗,造成大疆的平均采購價格超過合理水平20%以上,其中高價物料高出20%~50%,低價物料以市場合理水平2-3倍的價格向大疆出售。
  楊偉東極有可能也是倒在了這一關。據《財經》報道,楊偉東此次涉嫌貪腐的項目主要集中在優酷于2018年推出的“這就是”系列綜藝,主要是關于綜藝項目的收支問題。“版權采購熱過后,優酷砸了很多錢在自制上,因為缺乏經驗,掉了很多坑,也有不少糊涂賬。”一位阿里內部人士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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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東和萬達,各出招數
  其實這不是民營企業圈第一次如此興師動眾地反腐了,尤其是在涉及復雜的產業鏈和人事結構“重災區”—互聯網和房地產,就像是中國經濟的“新貴”和“老炮”,遙相呼應,見證過企業的野蠻生長。如果說從不敢腐到不能腐,再到不愿腐是反腐境界攀升的階梯,那中國的民營企業爬到哪層了呢?我們就  選兩家代表性企業,看看他們是如何反腐的。
  互聯網電商企業我們來看京東。
  京東內部人士告訴《南風窗》記者,京東設有專職的從事反腐工作的部門—內控合規部,直接向集團CEO匯報,工作內容主要包括腐敗調查、腐敗預防、公司審計、反腐宣傳和培訓。“京東始終認為腐敗問題是管理問題,實行管理層ABC問責制度,除涉及腐敗行為的員工被辭退外,員工的直接管理層和間接管理層將被進行問責處理。”
  阿里巴巴2009年設立了廉政部,百度2011年成立了職業道德建設部,京東的反腐倡廉建設也是從2009年開始的,因為其“戰果頗豐”,近來頻頻進入公眾視線。京東還設立了“廉潔京東”網站,定期通報公司內部的反腐敗進展。從2016年12月至2018年8月,已通報內部腐敗事件24起。其中大部分是運營人員收受賄賂,凡涉腐人員均予以辭退,嚴重者被公安刑事拘留。
  京東還想出了一個絕招:對拒收商業賄賂方面有出色表現的員工進行高額獎勵,獎勵員工拒收商業賄賂金額的50%,并在升職和加薪時給予優先考量。同時,每年將特設1000萬元反腐獎勵基金,對于員工和合作伙伴積極舉報涉貪涉腐的職務犯罪及違規行為的進行高額獎勵。京東物流華南分公司還與廣州市黃埔區人民檢察院合作,開展反腐培訓。
  房地產企業來看萬達,有著著名的鐵腕反腐的老板和部門。
  萬達的管理層是出了名的口風嚴,集團有苛刻的內部紀律,以約束員工不會因為個人看法而影響公司形象。但是樹大招風,關于萬達集團的風吹草動總是能第一時間成為話題,首富王健林也屢屢成為輿論界調侃的“軍事化管理企業”的狂人,在反腐問題上也不例外。一位萬達集團的高管向《南風窗》記者表示,雖然目前不能就該話題接受更深入的采訪,但網絡上關于萬達的鐵腕反腐舉措大多都是確有其事。
  就在1月12日的萬達集團2018年會上,董事長王健林在提到過去一年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時,強調了“地產集團個別公司營銷人員集體貪腐,損公肥私。此事太惡劣,涉案主要人員已移交司法”。在展望新一年的工作時又說,“審計中心工作重點是預防,多開一些會、多搞一些教育、多搞一些走訪。”
  王健林提到的審計中心就是萬達反腐最大的利器。萬達官網顯示,萬達審計部成立于2001年,其成員由財務、工程、預算、土水電各專業人才組成,目前負責人是集團黨委書記兼審計中心總經理高茜。王健林在親自編撰的《萬達哲學》一書中這樣形容審計部:“萬達建立了一支強大的審計隊伍,我個人在集團不分管具體業務,唯一管的部門就是審計部,審計部就相當于萬達集團的紀委。這支隊伍忠誠、嚴謹、能力強,在集團內樹立了權威,具有很強的威懾力。”
  通常的情景是,審計前,審計人員會拿著王健林的審計指令,然后把這張紙往總經理的桌子上一放,上面寫著“審計指令”四個大字,哪個公司委派什么人到你公司進行例行審計,請接待配合,落款:王健林。
  為了保證審計部門切實有效,萬達賦予了它極高的獨立性。在萬達,審計計劃、審計問題、審計結論、審計建議都要直接向王健林本人匯報,審計相對獨立,不受任何人干擾,“所有員工幾乎要等到內部發集團公告了,才知道這個部門或者部門的某個員工出了事”。據悉,這幾年萬達集團爆出的貪腐案件很多都是源于舉報。
  萬達為了培訓自己的審計人才頗下了一番功夫,除了具備專業知識外,還要求知識全面。萬達請各個系統的總經理來培訓審計人員,這種課涉及影視制作、演藝、院線、文化旅游、兒童業態、百貨等業務,信息量巨大。“因為影視制作這個行業很特殊,給演員的費用是沒有明賬的,現場有那么多人吃飯,群眾演員也沒有明賬,所以審計要針對此研究監管辦法。”
  當然,并不能說目前的模式已經盡善盡美。一方面是對于大公司,內審部門負擔很重,往往是幾十個人的團隊,需要監管10多萬名員工,難免抓大放小,治標不治本。另一方面是事后發現問題,既成損失難以追回,就算把案子查實了,人開除了,但很多資產流失卻救不回來了。《中國企業反舞弊藍皮書2018》披露,“舞弊者已賠償損失占比19.01%,挽回的反舞弊經濟損失額不到經濟損失總額的20%”,再次印證王健林的判斷:反腐重在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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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天下”的魔咒
  在《南風窗》記者調查過程中,除了反腐方法各異的企業,還有一類組織的出現十分引人矚目,那就是非營利性的“反腐敗聯盟”,力圖從企業外部形成約束機制。
  比如中國企業反舞弊聯盟,成立于2015年6月18日,包含阿里巴巴、碧桂園、復星、美的、順豐、世茂、萬科、中集等企業,旨在推進不誠信員工與不誠信單位信息等資源共享。陽光誠信聯盟2017年2月成立,由百度、京東、騰訊、美團點評、寶潔等13家企業共同發起,旨在共同利用科技手段反舞弊、反欺詐、反假冒偽劣。
  民企反腐中的一大難點是約束力差,同樣一起腐敗案件,發生在民營企業內部往往處罰力度較輕,跳個槽接著干。聯盟的初衷正是建立一個信用平臺,共享平臺上員工信用名錄,共享反腐敗信息。
  據陽光誠信聯盟工作人員介紹,聯盟失信名單主要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失信人員名單,包括收受賄賂、職務侵占、盜竊和詐騙等類型;另一部分是失信企業名單,主要是與聯盟成員業務往來中存在行賄和售賣假貨等失信行為的企業。如果聯盟某家成員企業的員工有違背職業道德行為,錄入失信名單后再去其他聯盟成員企業求職,其他聯盟成員在招錄員工時可權衡考慮。
  但放眼整個民企,不得不承認,許多民企還沒有走出“家天下”的魔咒,領導者的反腐意志是否足夠堅決,又是否能以身作則、言行一致地反腐,直接關乎到該企業的反腐效果。相比于國企內部腐敗由紀委監委系統查辦,民企往往要靠自身調查報案,但如果企業老板念及舊情不想追究腐敗人員刑事責任,不報案,不當作犯罪處理,公安機關往往不能立案,更無從介入。全國人大代表、唯美集團董事長黃建平就曾提案將民企反腐納入到國家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引起國家司法部門的關注。“司法體系中對于腐敗懲治公私有別,給一些民企內部管理人員提供了腐敗的空間。”
  民企反腐在司法領域面臨不小的尷尬。據《南風窗》記者了解,民營內部腐敗案件存在立案難、追溯難和量刑公私有別的狀況。之前就有不少企業家反映,對民營企業的董事、經理利用職務便利進行同業經營行為非法獲利的,司法實踐中很難按《刑法》第165條規定定罪,只能依據《公司法》第215條規定來辦—“董事、經理違反本法規定自營或為他人經營與其任職公司同類的營業的,除將其所得收入歸公司所有外,并可由公司給予處分”,并追究其民事責任。顯然,這對民企高管的違法行為的震懾力度較弱,導致違法成本過低。
  針對目前民營企業內部存在的貪腐情況,《南風窗》記者采訪的多位企業管理和法律領域的專家學者,有一個大致的判斷是,民企反腐實踐還在摸索階段,對其成效保持觀望。但可以肯定的是,反腐敗對于民企來說已經是生死攸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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